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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书：传人只剩1位作品仅留10余
———稀世文物“女书”需要刻不容缓的救援
1983年，世界文字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：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宫哲兵到湖南江永县做民族考察，意外地从该县文化馆周硕沂先生的研究资料中发现了一种女性文字“女书”。其后，这一消息向全世界公布。
“女书”被发现公布之初，“女书”的传人高银仙和她的6个结拜姐妹大都在世。可如今，河源村93岁的杨焕谊老太太成了“女书传人七姐妹”中惟一的幸存者。女书濒临失传！今年春节，江永县政协副主席曹小华一行前往看望她，老太太吃力地吐出一句话：“要让后人晓得‘女书’！”
“女书”又称“女字”，千百年来，只在江永县上圩一带妇女中流行。既不属于官方，也不属于宗教团体，它的使用者、欣赏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通的农家妇女，这在世界都是罕见的现象。它共有2000多个字符，是一种能运用于日常生活的符号体系。它由汉字演变而来，但与汉字不同，其形体倾斜，略呈菱形，近似“多”字体殂，修长秀丽，清癯中透着风骨，像刺绣一样美丽。书写款式同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，上下留天地，行文自上而下，走行从右到左。通篇没有标点符号和横、竖笔画，均由点、圈、撇、捺、折五种笔画组成。
“女书”的传承是母女世代传袭。而按当地妇女的风俗习惯，“女书”作品一般都要作为殉葬品随葬或焚化：人死书亡。是以极少有作品流传下来。据悉，现存于世的最早的“女书”作品是民国时期的。
中南民族学院“女书”研究中心退休教授谢志民说：“日本和朝鲜历史上也有过‘女书’，但这两国的“女书”都被本国的通用文所融会，不复存在。惟有我国的‘女书’得以流传至今。”
相传在宋代，江永上圩一民女被选进皇宫当宫女，却备受冷落。她想把不幸告诉家人又怕旁人发现，于是绞尽脑汁创造一种特殊的文字写成家信托人带回去。她把解读这种文字的诀窍告诉家中姐妹：一是要斜着看，二要依土语解音解意。姐妹们果真看懂了信件。从此，就有了“女书”。
从此，当地妇女有了一方男人无法涉足的天空，她们用“女书”编歌和创作，“女书”作品几乎都是诗歌，主要为七言诗，少数为五言诗，一般书写在精制的宣纸、扇面、布帕上。“女书”作品可广泛用于女子出嫁、结拜姐妹、祭祀和悼念等。还可用来记录历史大事，如《太平天国过永明》、《解放歌》就是被当地妇女用“女书”记录下来的。《肖氏女》、《三姑记》等民间故事也被她们改写成“女书”唱本。
但历史上的“女书”更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女子的苦情歌，内容多是抒发妇女内心的悲苦感受。
农历四月初八是湘南一带的斗牛节，男人们都去斗牛了。这一天是当地妇女最开心的一天，她们聚集在一起，带着各自的“女书”作品，互相倾诉互相慰藉。
现任武汉大学教授的宫哲兵说：“江永‘女书’作为女性专用的文化工具，早已由单纯文字变化为妇女与命运抗争的武器，成为当地妇女互相联结的纽带，成为她们的精神寄托。”
由于不被珍视，随着老一辈传人的去世，“女书”就要失传了，懂得“女书”的人已寥若晨星。
湖南是“女书”的诞生地，然而，迄今为止，除了江永县土专家周硕沂老先生，全省只有湖南工学院的一名教授对此有所研究。其余的研究者均是湖北武汉、陕西西安、北京的学者。
作品严重流失，由于“女书”作品的传统特点是人死书亡，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非常有限。江永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忠华告诉记者，在该县档案馆，只有10多件“女书”作品！
湖南省有关部门已请求将“女书”申报为“世界性文化遗产”；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第一部《女书字典》即将出版；江永县委、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“女书联系会”，专门从事“女书”的搜集和整理工作；去年，县里又下文切实加强了对“女书”的保护措施。在该县组织下，县文化馆周硕沂、“女书”新一代传人何艳新、胡美月各开办了一个“女书”学堂，传授学员近200人。
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，江永县县委副书记蒙长清坦陈：“过去我们做了一些事，但是确实很不够。对‘女书’的进一步保护和抢救确实刻不容缓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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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-10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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